大别山上映山红 金刚台上姐妹花 --- 我所知道的金刚台妇女排（中）

 （二） 苦学技术  当上院长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去川陕。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皖西北地区又迅速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并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医院，范明在医院当医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二十七军转战边区13个县，行程2000多公里，钳制敌人5个师以上的兵力，经历大小战斗数10多次，打垮了敌人的追堵。军医院随军行动，范明在战斗中抢救伤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1月底，红二十七军番号撤销，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军医院改为红二十五军总医院，开始设在金寨境内的熊家河，继而迁至葛藤山，并在熊家河和赤南各设了一个分院。

范明开始在总医院工作。由于她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对伤病员满腔热情，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1933年冬，红二十五军在皖两北红军总医院召开医务扩大会，范明作为“模范医务工作者”受到表彰。1934年1月，范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她决心为革命拿好手术刀，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党的事业做出新贡献。从此，她对白己的要求更高了，工作劲头更足了。

        不久，上级决定范明担任第一分院的院长。后第一分院与总医院合并，范明又担任了总医院院长。范明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重大，但想到这是革命的需要，她满怀信心、夜以继日地做好医院的各项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千百计救治伤员，为伤员搞好服务。

        正当范明全身心投入医务工作时, 1934年冬，皖西北的“肃反”运动的灾祸意外地降临在她的头上。她被冠以“AB团”的罪名遭到逮捕，关进了医院边的茅棚，审讯人员硬逼着她交代其他人的问题。面对冤屈，范明只有一个想法，我不是反革命，相信组织上会弄清我的问题的。不能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的事，宁可自己吃苦受刑，也不能乱咬乱供。在一个多月的折磨中，范明坚持说实话，宁死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一天，审讯人员吊打范明后，将她押往一个山洼里准备处决。范明想到自己蒙冤死去再也不能抢救伤员、再也看不到战友，心里难过极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传来了喊声：“范医官不能杀！范医官不能杀！”

        原来是几个轻伤员听到范明将被处决的消息后立即跑过来说情。接着重伤员们又一致联名担保恳求，范明终于免于处决，死里逃生。

        范明被放出后，由于受了重刑和刺激，身体虚弱，精神一度不正常，过了一段时间才恢复。尽管遭受这样重大的打击，范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她认为“肃反”当时是一场运动，不是针对她一个人的。这些错误并不代表党组织的真实意图，就是父母亲也有错怪孩子的时候。因此，她不计个人恩怨，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到艰苦的工作中。

（三） 历经艰难  救死扶伤

       1931年11月中旬，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派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疯狂杀害革命群众，很多地方都成了“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灯”的无人区。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一举将大别山革命的火种扑灭。面对严峻的形势，鄂豫皖边区的中共组织和人民没有被敌人嚣张的气焰所吓倒，再次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    

       当时的环境极为艰苦恶劣，有时整天饿肚子。在岳西鹞落坪，范明等红军战士几个月没有吃到一粒盐，主要靠野菜、野果充饥。野菜野果吃完了，就吃观音土（一种白色的黏土）充饥，吃后肚子特别难受。但为了生存和战斗，范明和同志们不得不咬着牙咽下去。

       冬天特别难熬，没有棉衣、棉被、棉鞋和袜子，范明和大家一样赤脚，穿草鞋，能找块旧布将冻脚包起来就很不错了。敌人不断“追剿”，红军不断游击转战。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范明和大家就隐藏在雪地里等侦查员回来，等久了全身都冻僵，四肢麻木、失去知觉。特别是夜行军，饥寒交迫、饿累交加,稍不留神就有掉队的危险。由于极度疲惫，一停下来人就会睡着。范明为了使自己不掉队，再累也不躺下休息，只是用头顶在前面同志的背上打个盹。这样，前面的同志一走，她就能立刻惊醒。雪地行军，范明身着薄薄的单衣，头发上和衣服上的水汽都结成了冰霜，但她从来没有叫一声苦，也从来没有动摇革命的意志。

       从1935年春开始，红军总医院基本上不存在了，范明等10多名医人员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在流动性很大的游击战争中，范明这些医人员任务更为艰巨，困难也更多。打仗时，医务人员要到前线抢救运送伤员；部队休息，医务人员要安置护理伤员。让范明感到最难的是搞不到药品。为了抢救伤员的生命，范明千方百计收集民间单方，用中草药和土办法为伤员治疗，这些因地制宜的白制药品收到了良好的医疗效果。

       1935年冬，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在蕲春将军山与敌人遭遇，战斗十分激烈。一个伤员被抬了下来，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白，范明掀起衣服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伤员肚子上有一条几寸长的口子，肠子被拖在外面，还沾满了灰尘。范叫看着伤员痛苦的神情心急如焚，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赶紧救治。她将自己炮制的阿片酊让伤员服下，接着为他清洗伤口、做手术。手术很成功，伤员度过了危险期。20多天后，伤口愈合，这个伤员归队了。范明望着他远去的身影，为自己能给红军增加一分力量而高兴。

       范明工作尽职尽责，甚至把伤员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宝贵。一次在飞旗山的战斗中，范明冒着敌人的枪弹到阵地上抢救伤员。敌人一颗炮弹打来，范明头部受伤，顿时失去了知觉。当同志们把她救下来时，她手中还紧紧抓着绷带。

       一次遭遇袭击，敌人见范明背的草药包鼓鼓的，以为是钱财，拼命地追她。范明急中生智，将草药包丢在地上。敌人见东西留下，就停住脚打开包查看，范明乘机脱身。可丢了草药包，范明感到揪心地痛，虽然草药可以再采，但需要花费时间啊。敌人走后，范明抱着侥幸的心理到原地寻找，没想到居然找到了。草药包被敌人翻了个底朝天，草药撒得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敌人看不中，没要；可范明喜山望外，如获至宝。因为有了这些草药，就可为伤员治伤了。

       在三年游击战争的极为艰难时期，范明和医务人员在鹞落坪的深山密林里搭了20多个棚子来安置伤病员，办起了“山林医院”。在范明和医务人员想方设法地救治下，一批批伤员伤愈归队。

       每当伤员归队，范明就特别欣慰。她觉得能医治好伤员的伤，让他们重返部队，是自己最快乐的事，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四）女扮男装，饱经风霜

       范明不仅为部队的伤病员治疗，也为当地的群众治病。随着她医术的不断提高，名声也越来越大。一位老乡的眼睛几近失明、苦不堪言。范明为他做了手术，解除了他的痛苦，重见光明。这个老乡感激不尽，逢人就说红军的女医官是个神医。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去了。敌人为了抓住红军的女医官，使红军伤员得不到救治，便一面贴山告示悬赏捉拿，一面派出便衣四处侦察伺机捕杀。范明为了掩人耳日、不被敌人发现，从1935年5月开始便女扮男装，和队伍主要在赤南、蕲春、太湖一带活动。

       女扮男装给范明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她都想办法一一克服。平时，她像男同志一样刚强勇敢，凡是男同志能做的事，她都尽力去做，再艰苦的工作她都拼命地干，让人看不出一丝女性的柔弱。一次，一个老乡突然发现了她有女孩子戴耳环的耳朵眼，感到很疑惑。范明机智地告诉他自己家乡有惯宝宝要穿耳朵眼当作女孩养的风俗，结果这位老乡信以为真。

       由于当时伤员分住在各个村庄．医护人员每天都要翻一座又一座山到一个村又一个村去治疗。这样时间一长，就容易暴露目标。敌人就派出部队搜山，捕捉伤员和医务人员。一次，范明等红军在蕲春将军山活动时被敌人发现，敌人立即出动队伍搜山。听到枪声，范明赶紧背着医药包冲出村子上了山。将军山有大小山洞70多个，范明想到敌人肯定会首先搜山洞，那里不能去。她观察到一块伸出的大石头下面长满了荆棘。她不顾荆棘扎人，钻进大石头下面藏了起来。敌人果然挨个搜山洞，有几个敌人还站在范明藏身的石头上边向山沟树林中扔石头边叫喊：“快出来吧，我们不杀医务人员！”“你出来吧，到我们这里来干，你要什么待遇就给你什么待遇，要多少大洋就给你多少大洋！”

       范明听到后，心中骂道：“瞎了你们的狗眼，也不看看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敌人在山上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一无所获，只得垂头丧气地下山走了。1936年秋，范明随便衣队送3个伤员到蕲春县仙人冲一个保长家安置。这个保长明里是为敌人做事，暗中却在保护我们的同志。保长将伤员隐藏在他屋后高山上的一个隐秘山洞里，让范明住在他家。他见范明是个“男”的，就让范明和他家男孩住在一起。范明借口说他们家经常有人来，容易被敌人发现。保长就让范明睡在他老夫妻房间。

       一天傍晚，范明护理伤员回到保长家，刚准备吃晚饭，忽然听到有人问话。范明一听口音不对，知道是敌人来了。她赶紧从后门跑到山上。敌人开始搜查，并审问保长的老伴，又打又骂，要她交出红军的医官和伤病员来。保长的老伴被打得哭叫不止，坚持不说。敌人在山下不断打枪，并用手电筒乱照。为了伤员的安全，范明拼命向山上山洞相反的方向跑。由于天黑看不见，范明一脚踩到了一个野猪窝上，野猪大的小的嗷嗷叫着要咬她。范明慌忙转到一块岩石背后躲藏。野猪还在寻找，范明继续向山上跑，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大岩石边停下休息。此时，她又饿又累实在跑不动了。敌人在山下闹了一夜，范明只身在山上躲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敌人撤走了。范明没有立即下山，先绕道去看伤员，看到伤员们安然无恙，范明高兴得连累和饿都感觉不到了。

       下午，范明下山路过昨晚躲野猪的岩石边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岩石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她昨晚只要再向前迈一步就没命了。范明在这个保长家住了半个多月，保长一点没看出这个医官是女扮男装的。直到1937年8月鄂豫皖边区实现了围共合作抗战，范明才恢复了本来的面目，重新现出了女儿的风采。很多同志都大吃一惊，他们惊讶地说：“没想到范医官原来是个‘花木兰’！”

       抗日战争时期，范明在新四军任医务所所长，后改做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明在华东军区后勤生产部政治处、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1988年，范明荣获二级红星勋荣誉章，1997年别世（本段内容参考了阎荣安先生《范明：红军中的“花木兰”》一文）。

三、吴继春：革命一生走在前，初心不改做贡献

       吴继春（1915-2001），女，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南省罗山县宣化店指挥部医院医务主任，新四军二师四旅被服厂党支部书记，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供应站营业股股长，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家委会党支部书记，西藏军区政治部直工部干部科科长，福州军区真政机关工作科科长。

       吴继春这个名字，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四支队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她是红二十八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从山上走下来为数不多的女红军战士。这里只叙述她在三年游中的鲜为人知的一段革命生涯。

       吴继春出生在河南新县新集区冲天泵乡金河村一个贫苦人家，生活非常贫困，经常是食不果腹，由于家境生活太艰难，两个姐姐被迫送人家做童养媳。几个哥哥很小就给地主家放牛、帮人种地、打长工，受苦挨饿是常事，她从小在家跟母亲和兄长务农。对她打击很大的是两个姐姐先后被婆家折磨死，四哥因参加米厂暴动被国民党杀害了，因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常想为什么富人这么狠毒，穷人这么受苦，尤其是妇女还常受丈夫和公婆的打骂，对男女不平等想不通。1930年夏天，湖北黄安来了共产党，为穷人谋利益，打土豪劣绅，分田地，男女平等，妇女还能得到自由。她想，共产党啥时到我家乡就好了，我们穷人和妇女只有参加共产党才有出头的日子。1930年9月红军解放了新集城，乡下成立乡农会、妇女会、少先队和自卫军，只有15岁的她毅然报名参加少先队工作。

       1931年3月吴继春带头报名参军，离开家乡到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后方医院第一分院当看护，从此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经过培训学习，她很快就掌握救治伤病员的外科技术，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三分院当看护、看护长，又在罗山县指挥部医院代医务主任，经常在前方打仗时带担架队，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负伤人员。1931年10月经秦基珍、秦基莲二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她更坚定的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1932年5月份，她在罗山宣化店指挥部医院参加了独立团攻打扬万店、彭辛店等战斗。6月蒋介石调动了30万军队亲自指挥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妄图一举消灭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极力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于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越过京汉铁路开始战略大转移，后方总医院也随军西征，为了照顾不能走的重伤病员，吴继春被留在红二十五军后方医院负责护理伤病员工作。主力西征后，国民党“围剿”更加残酷，在根据地内实行“三光政策”，大多数医院遭敌人破坏，不少医务人员、伤病员惨遭敌人杀害，根据地越来越小，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困难，当时卫生工作也处于非常艰难时期，留下的医院多数分散隐蔽在深山野林里，缺医少药，条件非常差，常用茶叶水、盐水以及草药代替药品给伤病员换药，没有粮食就用山果、野芹菜、草根、树皮充饥。

       1933年5月，吴继春同志调到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医务所当医务员，参加了湖北七里坪战役，郭家河、潘家河、扬泗寨等战役。尤其在七里坪的战役中，仗打得很激烈，伤员很多，她不分白天、黑夜地抢救伤员。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吴继春经常出没在战斗第一线，有时一人负责好几名伤员的转移，有时背着伤病员就走，但她从不叫苦叫累，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红二十五军纵横在大别山区，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还部分地恢复了丧失的根据地并开辟了部分新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医院也随主力一起西征，当时吴继春再次被留下照顾不能随部队走的伤病员。红二十五军主力走后，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红军进行疯狂的“清剿”，1935年1月留下来的红军部队和游击队重建红二十八军，由此展开三年游击战，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这支新的红军主力，调兵遣将进行“追剿”，企图消灭红二十八军。革命进入了极端艰苦的时期，在山林中的后方医院遭袭击和破坏，损失很大，敌人包围攻击我们的后方好几个分院和医务所，医务人员和伤病员遭杀害。

      1935年7月，吴继春所在的红二十八军后方医院由于叛徒的出卖，国民党突然偷袭了韭菜沟，院长林之翰和政委熊得安（女）组织同志们一面抗击敌人，一面分散突围，奋勇抵抗，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下午4点多，医院20多人壮烈牺牲。政委被敌人打伤后又被剪去左耳，惨遭杀害；林院长身负重伤，他爱人朱淑良也壮烈牺牲，吴继春随林院长连同他4岁的幼女林光明、看护和勤杂人员共19人一同被俘。在途中，林院长通过观察得知偷袭医院的国民党军队是张学良东北军112师部队（当时张学良部队一般不杀医生和看护），林院长嘱咐她不要惧怕敌人的穷凶极恶，坚决不向敌人说实话，只说家穷吃不上饭到医院当看护，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吴继春在受审中始终咬定自己年龄小，当看护为了有饭吃。在军法处关了20多天，后关在黑牢里4个月，审问和拷打多次，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结果判了几个月的徒刑，罚做苦工。不管敌人怎么严审，她从不向敌人屈服和妥协，敌人始终未从她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6个月刑满（1936年4月），她被家人保释出来。回到家中不久，红二十八军后方鄂东北道委会派便衣队胡明同志来看她，让她在家中做革命工作，不久又被敌人发现，她再次被捕，坐牢10天，经三次拷打审问，她始终咬定“我不知道”。后来国民党把其他人全部枪杀了，她也被押赴刑场陪绑。后被同族的一个叔叔吴典章（联保主任）保出来。7月，民团派十几个团丁带枪将吴继春抢去、给民团头头龚智富做老婆，她在婚礼上打闹，誓死也不跟他成亲，并砸伤了龚，姓龚的只好送她回家。回来后，吴典章对她不放心，白天让她在家干活，晚上关在民团炮楼里。在8月的一个夜晚，我鄂东北道委会又派胡明等同志带便衣队把她从炮楼里抢回部队，安排到鄂东北道委会医院工作。经历了两次被俘、坐牢，多次严审、拷打，又经历了刑场陪绑，更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使她明白了许多道理，她决心要加倍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报答党和部队的恩情。

      1936年的秋冬季，在国民党“清剿”下，红军医院的处境更加困难，部队整天处于游击状态，山上呆不住就化整为零，有些医务人员被分配到主力部队，随军为伤病员医治，有些伤病员只能就地安置，女医务人员下山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群众家里，吴继春当时安排在一老乡家做掩护，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回来给伤病员治疗，由于伤病员住的比较分散，她每天都要一村又一村，一家又一家的跑着给他们治疗。她最高兴的事就是能医治好伤员的伤，她总是尽职尽责、不知疲倦地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先后有十多个伤病员伤愈后回到部队或便衣队继续参加战斗打击敌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二十八军从山上走下来，东进抗日，被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吴继春在支队医院做医药工作。她全身心的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并成为四支队医疗救护工作的骨干。《新四军卫生工作史》一书中有一段专门描写四支队东进后第二后方医院的记录：“当时在第二后方医院有吴继春、胡开彩、彭玉兰等，他们有丰富的战伤医疗护理工作经验，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对在收治大量伤病员工作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全心全意医治护理伤病员，得到伤病员的称赞和多次受到上级的好评。”

       1938年11月到1945年8月的八年抗战中，吴继春因工作需要先后调动工作多次、改行多次，不论是在留守处妇女工作队，还是在四旅被服厂任党支部书记，从不讲资格，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她总能克服各种困难，把每项工作做好，多次受到部队的奖励和领导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