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长征路上的“隐蔽战士”

　　○李克农使用过的相机

　　○李克农塑像

　　○李克农和孩子在一起

　　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上，当毛泽东把军衔授予那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大将、上将的时候，一位很少领兵与敌人正面交锋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就是祖籍安徽巢湖、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大特务”的李克农。作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员，长征中的李克农表现同样神勇。

　　壹“后勤保卫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李克农是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的。鉴于李克农工作期间积累的在白区的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共临时中央任命李克农担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负责率领原红军政治保卫部门的干部，沿途进行地面侦察。红军每到一处，负责选择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机关驻地及领导人的宿营地，确保红军首脑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在长征途中的安全。

　　长征一开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派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一路上，敌我双方战斗频繁，战况空前惨烈，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李克农所率领的政治保卫干部则一直在后方，跟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对于长期从事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李克农来说，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有些身强力壮的年轻红军干部来说，认为这与直接上前线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厮杀还是有所不同的。一天晚上，李克农把大家召集起来，耐心地向大家解释道:“我知道有些人不安心，认为在后方搞后勤保卫工作，不如直接上前线杀敌来得痛快，但是要知道，两军交战，首脑机关是敌人破坏的重点目标，一旦指挥系统出了问题，几万红军很可能如一盘散沙，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的责任大呀!”看着同志们默默无语，李克农进一步分析道：“我们经过的地方大都是国民党的地盘，敌人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途径渗透进来，企图通过偷袭、暗杀等手段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确保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我们这虽然看不见硝烟，但任务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智慧。”李克农一番话，说得同志们频频点头。

　　一路上，针对同志们读书少、文化低等问题，李克农还向他们传授政治保卫工作的专门技术:怎样警戒布哨，怎么跟踪追击，怎么搜集和传递情报，怎么进行审讯，怎样分析地形和敌情等，使大家获益匪浅。李克农的心血没有白费。在卫戍部队的保卫下，党中央机关安全地度过了一个个关口。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每天都开到半夜才休会。为了确保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李克农率领他的卫戍部队日夜守候在会场周围担任警戒。这期间，一支地方土匪武装得知红军高层领导开会的消息，组织一个小分队潜入遵义城，企图伺机进行偷袭。可他们刚走到距会场1公里的红土坡时，就被机警的卫戍部队干部发现。李克农亲自指挥，三次打垮敌人的进攻。同时，捕获两名企图接近会场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得知外面发生的情况，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走出来，紧紧握住李克农的手说：“干得好啊，有你们在外面警戒，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把会议开好。”

　　贰

　　与张国焘右倾主义斗争险象环生

　　正如李克农所分析的那样，长征路上的政治保卫工作往往更复杂，难度更大。除了要应对敌人的干扰破坏以外，还必须在严酷的党内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出正确的选择。1935年8、9月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则惊心动魄，险象环生，这给李克农所领导的政治保卫工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

　　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随右路军行动，李克农率领的卫戍部队编入中革军委直属队，由叶剑英分管负责。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可是，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政治野心膨胀，攻击中央北上方针是“逃跑主义”，公然率左路军南下，走上了一条分裂党和红军的右倾机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十分震惊。为避免引起红军内部冲突，毛泽东等断然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在大是大非面前，负责中央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克农处变不惊，在叶剑英的领导下，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为了避免引起陈昌浩和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怀疑，也为了顺利带出军委直属队与党中央一同北上，叶剑英与李克农商量，决定利用张国焘要求“南下”的电报做文章。他先找到徐向前、陈昌浩说：“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问题，先发个通知给各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去，限10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在征得他们二人同意后，当晚，叶剑英又召集军委直属队各负责同志秘密开会。李克农作为中央机关的卫戍司令参加了会议，此外还有李维汉、杨尚昆、萧向荣等七八个人。叶剑英神情严肃地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如果碰到有人问，就说是外出打粮的，准备南下。”叶剑英说完，向大家征求意见。凭着职业的敏感，李克农已经察觉到中央提前行动了，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李克农积极支持叶剑英提出的办法，他说:“以外出打粮的名义出发，这个主意好，不至于引起别人的怀疑，但此事要严格保密，各部队要按规定时间行动。”回到住地，李克农顾不得休息，不露声色地组织好队伍，深夜两点，准时出发了。他和他的卫戍部队不辱使命，以急行军速度跟上中央北上的队伍，保卫着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脱离险境。

　　1935年10月初，李克农率部随中央红军主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不久，奉中革军委命令，调至先遣工作团工作。当时，陕北苏区周围驻扎着国民党重兵，其中有担负“剿共”任务的号称20万的国民党东北军，其主力部队67军驻守陕西洛川，随时有可能向陕甘苏区开进，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和其他地方实力派更是虎视眈眈。面对严峻形势，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变化，中央又调有丰富侦察经验的李克农，组织一支突击队驻道左辅，向洛川方面侦察游击。李克农和他的突击队经常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有时穿便衣，混杂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将探听到的敌人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及行军动向等及时报告中央，为随后举行的吴起镇伏击战击溃敌骑兵4个团、直罗镇战役歼灭敌一个整师又一个团，提供了准确、快捷的情报支持。

　　叁与张学良谈判，确保红军会师

　　1935年10月19日，李克农随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抵达陕北吴起镇，率先结束长征。但是，长征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仍在长征途中，红军三大主力尚未会合。中央红军除了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以外，还要继续冲破敌人的封锁，接应其他两支红军主力北上会师。不久，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决定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率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会后，一个新的工作机构诞生了，这就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对外称“外交部”，职能是专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共同抗日。李克农凭借其特殊的工作经历和经验被任命为中央联络局局长。

　　当时，中央把西北地区的“剿共”主力、有抗日倾向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西北军)作为重点统战对象。对于西北军，李克农通过陕西省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孙作宾、高克林等与杨虎城的心腹大将、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建立了联系，并安排人员在西北军内部建立了秘密电台，由自己直接掌控。对于东北军，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李克农等7人参与领导工作。为了寻找与东北军联系的渠道，李克农首先把红军在近期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召集起来，举办了一期“解放军官学习班”，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他们很受感动，许多人找到李克农，主动要求加入抗日的队伍，有的还要求回东北军去做工作。

　　此时，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进入了李克农的视线。高福源通过学习，思想有了深刻转变，自告奋勇地要求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经请示中央同意，李克农释放了高福源。为了稳妥起见，李克农嘱咐高福源先回去试探一下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真有和平诚意，红军再派正式代表与他谈判。其实，张学良早有与红军联系的愿望。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张学良有着强烈的抗日救国、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要求。高福源的到来使张学良看到了一线希望，双方一拍即合。1月16日，高福源回到陕北苏区，把张学良的想法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洛川同张学良谈判。

　　2月25日，李克农率4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到达洛川，驻防洛川的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蕃受张学良之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张学良因临时有事去南京，不能前来，电示双方先谈具体问题，重要事项等他回来再定。26日会谈开始，经过充分协商，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相互通商，增加人员往来等6项协定，会谈取得了成功。为了表示合作诚意，王以哲在会谈后，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两批物资外，还将一批国统区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西北各省的军用地图一并赠送给红军，而红军正需要这些东西。

　　3月4日，张学良从南京回来，亲驾飞机从西安飞抵洛川，赶往李克农的住处。一见面，张学良就紧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你和老王、老赵搞的那几条，我都知道了，完全同意。不过，这一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其实，李克农心里明白，张学良要的不是局部停战，而是与红军进行全方位合作。紧接着，双方坐下来，就联合抗日的战略方针问题坦率地交换了看法。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问题。李克农言语机警，逻辑性强，令张学良十分钦佩。最后，张学良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最好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中间推出一位再作一次深谈，李克农电示中央后表示同意。4月9日，在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由李克农陪同，亲赴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双方在抗日救国的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此次会谈，为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更为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会谈后，东北军与红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基本上停止了敌对行动。李克农抓住时机，与东北军中的抗日爱国人士密切配合，开辟了瓦窑堡—肤施(延安)—甘泉—洛川—西安的秘密交通线，在沿线设立了秘密交通站，选派交通员，为红军采购、运输物资，接送人员提供了方便，成为苏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秘密通道。中共中央对李克农这一时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夸赞道：“李克农单枪匹马，干得不错！”

　　【人物简介】

　　李克农，祖籍巢湖，1899年9月15日出生于芜湖，1929年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长；1931年4月，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情况下，得知情报的李克农协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迅速完成了中央机关的安全撤离；同年12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曾参加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1962年2月在北京病逝。